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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应该说还是和实体经济处于共生的关系，金融业占GDP的比重提高到10%，是不是这就意味着泡沫化，意味着自我循环，需要做深入的分析，不能太简单化地看待。住房抵押贷款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作用越来越大金融业所谓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最主要的做法是住房抵押贷款。住房抵押贷款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可以大致地解释，高收入的人存钱多、低收入的人借钱多。特别高收入的人买房直接拿现金，低收入的人必然要依靠抵押贷款。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一个收入再分配的角色。

腾讯副总裁钟翔平对全天候科技表示，腾讯车联网和自动驾驶作为智慧出行战略中的“重头戏”，承载了腾讯共建消费与产业互联新生态中的重要一环。马化腾和腾讯官方近期多次强调，腾讯在移动互联网下半场的新目标是：不争冠军，而是要在各个赛道培养冠军，腾讯要做好“连接器”，为各行各业进入“数字世界”提供最丰富的“数字接口”；做好“工具箱”，提供最完备的“数字工具”；同时更要做好“生态共建者”，提供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

其中，车险和保险中介违规是“高曝光”领域。2019年2月，银保监会向各地监管局下发《关于近期车险市场监管有关情况的函》；4月，又召开第三次车险座谈会；7月，下发《关于加大车险违法违规行为处理力度有关事项的函》，要求各地监管局根据各财险公司今年上半年的费用异动、7月1日至15日保费异动情况和当地车险市场的反映情况，有针对地开展现场调查，重点整治带头扰乱市场秩序的大公司以及顶风作案的中小公司。

目前这些制度和政策内容尚不明朗，制度创新关键要落地生根，让市场主体得实惠。一旦制度制定过于严格，或程序操作过于繁琐，无疑会增加较多的政府管治监督成本和企业的手续办理及博弈成本，不利于投资贸易的便捷顺畅。又如实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制度和政策中，税收优惠增加了很多前置条件，增加监管成本的同时无形增加了全社会的管理成本；另一方面，如果监管不到位，有可能引发安全、金融和投资等各方面的风险，这既涉及风险与安全防控的关系，也涉及权利与市场的博弈。

因此，张伯苓留了下来。不过，曾在1948年国民党“行宪国大”之后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长的经历，成了张伯苓在新时代的“政治污点”。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那段时间，他作为“教育家”的身份被忽视了，而作为“国民党高官”的身份却被放大了。1950年4月，张伯苓由重庆飞回南京，受到了周恩来的热烈欢迎。被问到北上回天津有什么困难，张伯苓长子张希陆表示，就怕校长回天津有人不理解。周恩来答：“我写信给天津市政府，说明是我们把校长接回来的。”

去年6月，福特宣布将整合在华销售渠道，将福特中国、长安福特和江铃福特的销售渠道合而为一。从表面上看，这样做是有意义的，可以提高其亏损的中国业务的运营效率，也是大多数其他市场的标准做法。但这一计划忽视了当地的现实情况。中国汽车制造商通常与外国汽车制造商保持各占50股权的合资关系，他们不愿失去对销售决策的控制。